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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遍语用学角度谈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求
 
更新日期:2019-01-30   来源:现代交际   浏览次数:70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摘要:由于传统思维及其地缘的因素,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自我定位不准,集体意识缺失,服务意识不强,沟通能力较差,等。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中的核心

 
 摘要:由于传统思维及其地缘的因素,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自我定位不准,集体意识缺失,服务意识不强,沟通能力较差,等。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中的核心理论成果对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一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一、引言
高校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为读者提供文献借阅以及信息咨询服务,而图书管理人员在此服务功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践行着“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宗旨。然而,由于传统思维以及地缘关系的原因, 地方高校图书馆里人员要么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人少,馆员的持续教育环节缺失,要么责任性不强或集体意识不高,等等[1],致使这些图书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服务意识欠缺,沟通能力较差,言语表达不妥,等。那么,我们对此问题作何认识?又该如何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以下笔者将从普遍语用学的视角来阐释,旨在刷新对图书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要求的认识,亦为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提供新的思路。
二、普遍语用学简介
普遍语用学是一种以相互理解为基石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在其《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批判理论的重建。哈贝马斯认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批判理论存有缺陷,例如,批判理论对待从社会科学和分析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思想不是很认真;批判理论没有对经验的剖析做出太多贡献;批判理论没有对其独特的性质作出考虑,等等,不一而足[2]。此外,由于陷入意识哲学的传统,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游移不定,囿于批判的二难境地之中,以致于最终放弃早期的理论活动宗旨,而把批判活动镶嵌在理论范围之内。职是之故,哈贝马斯认为,若要走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困境,就得另辟蹊径。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哲学的“语言性转向”,使哈贝马斯看到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走出困境的曙光。哈贝马斯从“语言性转向”这股思潮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语言之中的相互理解之交往行为,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始自于一种“语言理解的事业”,因为“语言是进化的社会文化阶段上理解的特殊媒介”[3]P2。可见,哈贝马斯试图从语言这个维度使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走出困境,进而,产生了他的“普遍语用学”这一语言哲学理论。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是建构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英美分析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包含四大要素:“言语的双重结构”,“四类言语行为”,“三个要求”以及“三个世界”。“言语的双重结构”指的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隐含着“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这种“双重结构”,就交往而言,“以言表意”借助“信息传递”起着“内容交往”的功能;而“以言行事”依内容行事,发挥着“角色交往”的功能;此外,“以言表意”在很大程度上还发挥着以谓语动词的形式理解世界意义的作用(即陈述事实情况),而“以言行事”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构建人际关系的作用。在这种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中,“以言行事”起着支配作用,而“以言表意”则处于依耐性地位。阐释了语言的“双重结构”之后,哈贝马斯在社会行为的基石上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交往性的言语活动、断言性言语活动、表达式的言语活动以及规范调节性言语活动,并强调道,任何一种言语行为要取得成功,就得满足四个基本的有效性要求[3]P173:第一是可领会性要求,即言说者所说的句子得符合语法,且能使说者与听者能相互理解;第二是真实性要求,即言说者表达出来的某种东西既可以理解,也是客观事实存在的;第三是真诚性要求,言说者的言说行为必须真诚,且能表露自己的意向而取得听者的信任;第四是正确性要求,也就是,言说者所选择的话语必须合乎大众认可的规范,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交往双方达成共识。由于可领会性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要求,而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要求,这样,这“四个要求”后来被哈贝马斯浓缩为3个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这三个要求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精髓,也被称为是哈贝马斯的“语用三原则”。此外,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理论也是其普遍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哈贝马斯借用并改造了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对“现实领域”进行划分,与刚才提到的三个要求分别相对应的:“首先,对应客观世界的适当要求是真理性(即真实性)。主张人们自己说的话要遵守客观事实,在这种意义上才是‘真理’(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其次,对应社会世界的适当要求是正当性。主张人们自己说的话要参照社会规范,才有‘正确性’。第三、对应个人内部世界(即主观世界)的适当要求是真诚性。主张人们自己说的话要真正(不是虚假或玩笑)于自己的心情与意向。”[4]P116 不过,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借助语言这一媒介联接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这一视角进行阐述。双重结构中的“以言表意”,指的是对外部世界事物和事态的表征,且直接指向现实世界;“以言行事”则是言说主体意向性的具体体现,而意向性则是主观意图性的内容,即是言说主体的主观世界的外观;另外,“以言行事”则是把言说者意向的派生形式(即语言表达的内容)往其交往对象进行引入,且尽量使用能使对方接受的言说形式,即,使用符合于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社会交际规范。职是之故,言语行为与“三个世界”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三、地方高校图书馆里人员综合素养的要求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是一门以建立主体间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为旨归的哲学理论,其基本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5]P2-3。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既是哈贝马斯整个交往行为理论的灵魂所在,亦是理解哈贝马斯整个交往行为理论的一把钥匙。不仅如此,该理论成果还给我们对地方高校图书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产生新的认识,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第一,根据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任何语言行为都隐含着“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分别起着理解世界意义的作用(即陈述事实情况以及发挥着构建人际关系的作用。这样,图书管理人员的言谈不能信口开河,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语境从自己的大脑“语料库”中选出恰当的表达,与读者进行适当的交流而构建良好、和谐的交往关系;由此,图书管理人员就得平时训练有素,加强这方面的训练,闲暇之时多看一下这方面的杂志或书籍,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改进自己的思维敏锐性,例如,图书管理人员可以看看《读者》、《演讲与口才》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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